Vinchent的博客

失去兽性,失去很多;失去人性,失去一切。

最近法国出现的一些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是一名少数族裔青少年因为没有在警方要求下停车接受检查而被一位警察射杀。以此为由很多青少年走上街头打砸抢,袭击警察,火烧公共设施。

我认为这次爆发的冲突的成因来源已久。首先,直接原因是警方长久以来具备歧视性的暴力执法,这在一些少数族裔群体中显得非常普遍,相关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次,是马克龙政府无视民意强推退休金改革把法国推向民主危机,和平示威无论声势多么浩大也无法阻碍政府的决策,更加使得年轻人觉得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要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就只能依靠暴力。

昨天我看到了另一种观点让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些选择暴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不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是他们不会。因为缺乏教育,成长的环境里本身就没有“沟通”而只有拳脚,这使得他们遇到问题并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经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通过“和平磋商的机制”解决问题。

还是那句话,我们眼中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眼中的解决方案。那么或许平息这样的社会冲突需要做到的有三点:

  1. 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倾听不足。
  2. 兑现承诺,让他们相信沟通的机制可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入自己不熟悉的战场然后在道德高地上绞杀。
  3. 为他们提供帮助,传递给他们表达和沟通的技能,并且给他们表达和辩论的空间。

我承认这一切都是看起来非常虚无缥缈的方案,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这种巨大的对于政府的Méfiance(不信任)是这些年来政府不断跳票,政治版图不断极化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

这个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安抚民意的同时,也不能太伤了警察的心,毕竟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其中绝大多数人也是善良正义且勇敢的人。

至于内政部长Darmanin所说的“未成年人犯法,父母应该负责”,或许非但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反弹。首先,这是对于这些青年人的蔑视,好像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知道年轻的自己最讨厌被这样对待,虽然我们可能真的缺乏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非常令人恼怒,而显出政府根本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诚意。其次,家长也可能会反弹,并且带着更多的社会问题所种下的恶果: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等,一起走上街头。

这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如果不能釜底抽薪,那么越用盖子压,越可能酿成下一次的爆发。

似乎在西方现在的一些医疗哲学的流派里,包容进了诸如中医等替代医疗方式。

关于中医的论争常常出现在三种框架之下:

  1. 中医是否有效?
  2. 中医是否科学?
  3. 中医是传统。

第一个问题的哲学框架是实用主义或效用主义,即我们需要看到即时的疗效,针对病症的疗效。而效用主义这个视角本身就是自带偏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中医之是否有用的时候,已经将其等同于“西医”的一种。我们拿着西医的指标,对应中医的治疗结果,然后指出这里有效,这里无效。也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从中药里提取有效成分,从经络穴位中寻找肌肉和筋膜。

第二个问题的哲学框架是科学主义。它直接来自于效用主义,特征在于可测量可证伪。基本上一说到中医,一定会听到的就是“双盲试验”之类,同样,在这个舞台上中医也很难斗过“循证科学”,于是被归为“伪科学”一类。

第三个框架则并不是以一个问题出现,而常常是以一个陈述出现,即,中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应该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这则是“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


如此看下来,中医在右派中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传统,需要保存;另一方面它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里追求效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所以常常能看到各种为中医的辩护十分拧巴。

但是近年来出现一种对于医疗的新看法,试图可以为这场论争找到一个出路。现在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种对于医疗的新认识无疑为“安慰剂”正名,并且给予了“治愈”不同的理解,在客观的标准中,引入了主观的成分。

在这个新框架下,医学和环境学以及公共政治深度嵌合,把目标从“疾病”转向了“健康”,并将“健康”的概念放大,从身体扩展到人际社区和人居环境的级别。在这种视角之下,医学问题从相对纯粹的科学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要求我们用社会和政治的框架和机制来面对医疗。

也正是如此,中医等替代医疗可以以“非科学”的方式作为一种疗法而存在。中医不需要攀上科学的“神坛”,依然可以在医疗系统中合理地存在。


于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医不仅仅是治疗方式,它背后还有自己的哲学,同样藏医蒙医苗医电磁学心灵感应也一样,这就需要更多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去研究“医学”,并且从这些思想框架之中找到应该扬弃的部分,不再仅仅是“科学”与否的扬弃,而是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扬弃。

对于“中医伪科学”的论争拓展到哲学的论争,岂不是更有意思?

总之,一个新思路正在被打开,我觉得非常有趣。

(Refs : One Health, L’environnement, les maladies et le système de santé

显然,在某些人眼中,一帮女权主义者正在挑起性别对立——也就是男女对立。毕竟不能奢求他们心中容得下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然而“男女对立”的真正危险恰恰在这里。


关于性别平等,有一种自由派的说法深入人心: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性别会逐渐平等,因为很多原来男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女性也能从事了,那么企业为了提升生产力,自然会雇佣更多的女性员工。当然,短期的代价是她们的薪水会偏低,但是没关系,如果女性真的做的和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更好,”看不见的手“终会将薪水调节到公平的水平,历史的大趋势是迈向性别平等的——只需要我们矢志不渝地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这种说法的问题有两点,殊途同归都在于忽视了「父权制」在其中的作用。

首先,从最实际的方面来看,很多数据确实说明了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薪资水平的提升,地位的提升等等。但是这是不是“自由主义”独享的功劳呢?很难说,因为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性别平等的观念也在逐渐深入人心,性别平权运动,尤其是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争取来了很多现在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所目睹的女性地位提升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由市场自发产生的,而其中有很多的血与泪。(这是一种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倒退一步浅浅质疑的论证。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提问,要求自由主义者来论证:到底自由市场经济在女权运动中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抑或其实是一种反动力量?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叙述的出发点是:“有一些职业是男性做的,另一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是女性做的,这是一个事实。”

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自由主义人类学家们带上了高贵的眼镜说:随着(男人们发明的)技术的进步,又随着(父权制所主导资本主义的贪婪欲望所滋生的)需求的增加,男性的劳动力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生产力,这个时候,女性有了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空间。其潜台词难道不是:“男人万岁!父权制万岁!资本主义万岁!”

然后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男人们发现,哎?原来她们在完成原先那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 之外,还能帮助我们男人做点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闲下来享受生活,享受回报。岂不美哉?

直到某一个时刻,男人们发现:女性占据的劳动力份额越来越大!部分女性在经济实力上可能超越男性的时候,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 这是自然现象——即我称为“自然平权”者的说法:随着市场的调节,我们终会走向性别平等。
  • 这是反了天了!干她们!

后者不必多做回应,但是恰恰因为后者的存在,前者的思考未必成真。

其根源就在于经济之外还有政治,自然秩序之外还有权力。


让我们倒退一步重新思考这个事实:有一些职业是男性做的,另一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是女性做的。 并且(终于!)回到我们想要讨论的主题:男女对立

我们会悲哀的发现:哪里存在什么对立?女性,不过是男性以外

所以,如果真的有男女对立了,那反而是社会之一大进步,男女终于可能在同样的平台上竞争,女性的声量终于可以和男性形成一种对抗之力量。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是男权主义者们所制造的说辞。

总结一下就是:在经济角度,我们确实看到了女性的上升,但是在政治领域中,我们还处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中,而女性于经济的参与,反而可能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而稳固了父权制。 而抛开经济视角,从社会视角来看,我们看到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了父权制对自己的压迫,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反抗,这一点真正触怒了统治者们,因为在撼动其统治的根基——我们可以允许你们获得金钱和荣誉,但是万万不能撼动这能够让我们获益的秩序。


One more thing.

在全篇文章中,我一直在使用“男人”,“女人”,“男性”,“女性”,“男权”和“女权”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我确实在助长一种“男女对立”的氛围,而如我所言,这是一种进步!

然而,在“男女对立”中,我们看不到LGBTQIA+。Ta们的力量太过渺小,还无法跟任何势力对立。这恰是我心目中“男女对立”逻辑的最大危险。也是任何“对立”逻辑的危险。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消解掉这种对立逻辑,幸而它已经存在——叫做Queer theory

这几年在法国看了很多演出,其中绝大多数表演者都不是什么大明星,他们的作品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旷世杰作。但是,这些演出,无论是音乐还是戏剧,都能达到一个足够的水平,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水平”。

我称他们为“中人”。我们的社会需要“中人”。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姚明只有一个,刘翔只有一个,你能成为姚明吗?你能成为姚明吗?

好像我们不成为姚明,在体育这条道路上就走不通了。事实上可能真的如此,如果不成为最优秀的,那么就只能一无所有。我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给“中人”留下充分的空间。

在巴黎,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有非常多的剧院酒吧这样的场所,里面生存着各种各样的“中人”,他们没有火,甚至没有什么姓名。但是他们却有足够专业的水平,也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每一次看他们的演出,我都能被他们的热情感动到,被他们眼里的光激励到。

“中人”的存在对于一个产业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了这个行业的阶梯。国家级的选手自然是众人追捧,省级的选手也可以在退役之后培养普通人来从事这项事业,无论是体育还是艺术。同时,社会给各种人提供机会,比如各种俱乐部、社团组织来学习和从事这项事业。然后在巴黎这样一座城市里有几百家剧院,上千家咖啡酒馆,每天晚上上演着并不是顶尖,但是足够专业的表演。也许赚不到太多的钱,也许这些演员白天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社会给这些“中人”机会。这些产业也因此能够发展,于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的时间被学习和工作占满,没有时间去看戏,演戏,看球,踢球。

可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不愿意成为“中人”,我们总是要成为“人上人”。

我们的教育引导我们成为“精英”,变得“优秀”,要“吃得苦中苦”,自然而然,最优秀的人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我至今还记得以前老师说过“不考到满分就是零分”这样的话。于是,混不出来的人只能艰难转型,并且教育自己的后代:千万别学我!你成不了第一,就什么都不是。然后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最后一个个产业就因此无法健康发展。我认为现在娱乐和体育行业里的很多乱象,其实也是跟产业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结构,产业就无法成熟。

而一个健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中人”。

成为“中人”不是追求平庸,而是追求专业,追求热爱。

如果社会愿意给各行各业60分的人60分的机会,80分的人80分的机会,40分的人100分的培训,那么我们还怕缺乏90分的人才吗?

始终感觉自己是干瘪的,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并且对于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或许不合主流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是想找到“主流”的意见,而对于自己的想法充满怀疑。

也因此我去年迸发出想在法国读哲学本科的想法——我由衷地不相信自己可以自学,总是认为正规的学术训练是必须的。即使我并不打算转行做一个专业的哲学老师什么的(也没觉得自己有这能耐)。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动摇了,因为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不上班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两个人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看电影,一起看展,一起看戏,自己看书看杂志看漫画看Fabien Roussel接受采访(??乱入),然后和她一起聊我看到的东西,一起听波米听没理想。周末可以用一个上午给爸妈打电话,可以放假出去玩。

如果选择读书,这一切可能全部化为乌有……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家务共担的部分。如果晚上和周末要准备学业,那势必会影响做饭的时间和质量,也会无形之中把很多我日常承担的家务转移到她身上。

所有我的决定都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即使她支持我,我也需要考虑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获得的收获的比值。

更何况,这一切可能只是出于我自己的一种虚荣心?也许读大学未必真的比自己阅读能收获更多的快乐。

说到底,我冥冥之中还是在受某种思想惯性的引导,不能完全放下这种惯性所指向的道路。

一旦做出了决定,又会陷入另一种惯性:我要坚持到底,我要遵循本性,遵循自己真正的désir。好像一时的冲动在决定的过程中被毫无理由地合理化成为一个使命。如果此时放弃而不去完成它就是背叛了自己,就是不够坚定,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失败!

说到底,从头开始,害怕的还是失败啊!害怕自己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而成为“民哲”不也是害怕失败?

然而追求知识的道路是宽广的,每个人能够到达的距离也是不同的。我羡慕那些出口成章的人,我做不到。我羡慕那些妙笔生花的人,我做不到。但是这世上我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Ta们值得我仰慕。

不妨聚焦在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上,享受自己的生活。

(写到这,我似乎关于这种观点已经写过很多次了,只是似乎需要时常提醒自己。)

最近读了一点(没读完)Ode à la fatigue,在阅读list里的还有La force du mou,包括正在阅读的La force de la non-violence,似乎都在处理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在对于父权制背后的思想机理进行批判,提出另一套(有些人称之为女性化,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充满性别偏见)思想方式,从根底里给父权制解套。毕竟父权制的逻辑深入我的骨髓,不可能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女权主义就一朝一夕脱胎换骨。

但不管怎样,如果父权制是一种病的话,我觉得我正走在康复的路上,希望更多的人能走上自己的康复之旅。

我当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现在不会。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问?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害怕ChatGPT抢走我们的工作?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更大的问题是对工作意义的追问。

我们为什么需要工作?从下到上大体上有两个答案:下者为了生计,上者为了自我实现


先说自我实现。如果我对的工作的需求已经超越的生计,而是为了自我实现,那么我为什么会害怕被ChatGPT抢走工作呢?

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权力之上。如果我失去了这份工作的机会,我将失去权力,失去行使权力时的那种快感。想象一个老师,当Ta害怕自己被AI代替的时候,有多大程度上是害怕学生以后不再听他的了?有多大程度上是在害怕自己在AI面前显得无知,从而失去了在学生面前的权威?(当然,老师们还有害怕AI非常重要的理由,比如AI对于假信息缺乏辨识力,AI使得信息同质化等等,但此处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

另一方面可能是自我实现建立在一种虚荣之上。如果AI做得比我好,我的自我评价会显著下降。想象一个画家,当Ta看到AI画的那么“好”的时候,Ta是不是会想:那我画这些玩意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原先被人称为画家,人们喜欢我的画,觉得我画得好,而现在AI抢走了我的工作,也抢走了我的人生价值。

仔细想想,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所有的新技术都曾经带来过这样的冲击。且不用说新技术,哪怕是老师换了个更好的学校,镇上来了个更有名的画家,我们都可能产生同样的追问。

那么答案其实在我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entreprise,此处我特地没有使用“工作”一词)的态度之中。

真正的自我实现是怎样的?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做一件事情出了神,产生出那种由衷的快乐的感觉,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来自于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来自于他人,尤其是他人对我的评价。即便这一份事业本身就是在和人打交道,依然有那种瞬间,快乐产生于灵魂与灵魂的交汇处,产生于施与和收获之间。

或许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这样的自我实现。作画者的快乐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图景在笔端展开,为师者的快乐来自于将自己治学所得分享给充满好奇的学生。


然而,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真正在乎的面向——毕竟有多少人担心ChatGPT会抢走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害怕自己无法继续在工作中自我实现呢?

大家还是怕丢了工作就是丢了生计。

我没说:“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钱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都知道吗?马克思知道,但我们未必真的知道!

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是把作为目的在追求呢?我自己就是——我换工作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工资不够高。(虽然,我也同时考虑到了工作生活的平衡,自己对工作本身的喜爱程度,工作的内容自己感不感兴趣,工作的环境好不好等等各种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钱确实是作为目的出现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的)

很多人,我想甚至大多数害怕被ChatGPT夺去工作的人,所在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生计”,而是“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

因为,大多数真正为生计所迫的人……很遗憾,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ChatGPT,以及,会让他们失去生计的原因太多太紧迫,AI还远远地被排在后面……

(反而,很多经济学家说:这些人的工作才是无法被AI替代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作为目的呢?要知道,钱并不是我们的生活所需,衣食住行是,但是钱并不是。钱,在作为衣食住行的等价交换物时是,但是……我们所追求的钱,远远超出了它作为“等价交换物”的属性。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场梦,是美国梦,是中国梦,是被教导和灌输的一场梦。

梦醒时分,不妨想想,我们在追逐“钱”的时候,谁赚下了最多的钱?


还是要说生计。

是的,如果今天AI上岗,我下岗,几个月之后我的钱花完了,没吃没喝没得住。这就是现实。啰哩叭唆那么多,这TM才是现实!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现实,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的现实。


正常人都会存钱,无论是使用怎样的理财工具,存钱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抵御风险——丰年的果实灾年吃。这是时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然而,似乎我们淡忘了另一种分担风险的方式:空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比如说,从前一家都是生好几个小孩,如果有那个孩子成功了,他可以撑起整个家庭,孩子越多,风险越分散。 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时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被越来越强调,而空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被限缩到家庭的维度。(注意,只是家庭而已,而没有到个人。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旁边还站着:父权制。而父权制的核心就是家庭。)

但是试想,如果我们能够互助,张家长补李家短,我们还一定需要储蓄吗?高异质性的集体对于风险具备非常高的抵抗能力,这就是空间维度上的风险承担。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要废除时间维度的风险承担,而是以集体为单位来考量。事实上,在一些层面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枪有炮(除了美国),而是把它交给国家的军队。这样人均武器的保有量非常低。

如果其他的东西也能通过集体为单位进行储存,我们将会少掉多少资源的浪费?自然会因此少掉多少浩劫?

这样的集体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异质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情,不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次是决策的民主化,是参与式的民主,而不是威权式的独裁。


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集体依靠的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创造中实践自己。与此同时,依然会有很多工作是脏活累活,总有人需要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愿意从事这份劳动的人更高的报酬,并且,不将他们困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让他们也有时间和能力实现自我。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还需要害怕ChatGPT夺走谁的工作吗?

最近一段时间法国因为退休金改革闹得沸沸扬扬。政府由于自觉无法在议会拿到多数票而决定动用宪法49-3条款,赌上政府的去留而强制通过了这一法案。而反对党对此发起的不信任案投票也如期没有通过。所以退休金改革的法案目前来看是安全通过了。但是民怨难消。

反观街头,民众的表达有两个阶段。在49-3之前,大家表达的是针对退休改革的不满,罢工和游行示威基本都在理中客的范畴之内;而49-3之后,民众的诉求从反改革变成了反暴政,因为强制通过不符合民主思想。

其实当初戴高乐设置这个条款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它符合一种精英政治的逻辑——即如果你爹认为这真的是对你好,那你就得听他的,除非你真跟他断绝关系。

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马克龙应该尝试投票。确实有一些摇摆的右派议员,投票可能无法通过。如果投票没有通过,那么是民众的胜利,街头巷尾都会弥漫着快乐的氛围,大家更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来之不易,每天干活都会觉得自己离退休又近了一天!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挫败,但是败得光荣,败得不失尊严。既然没过,那就是没过。既然是民主和共和,那么我依然遵守底线。鉴于政府尊重规则,相信各方也只是各领胜果,不至于落井下石。也许在未来推法案的过程中,政府还可能受到反对党的制衡,但是至少政府会给人一种倾听民意的感觉,从而争得民众和中右共和党议员的好感,甚至可能为政府加分。而且如果没有通过,总理和劳动部长可能要下台,改换门庭可能会给人更多期待。

如果投票通过了,那么相当于是议会民主拿出了决定。大家依然会感觉到难受,甚至依然会有人继续游行,也可能会有失望过头之后的失态,但是至少偏保守立场的工会CFDT可能会退出工会大联盟,因为至少这是一个符合民主程序的结果。如果作为法国最大工会的CFDT退出,那么剩下来的小部分激进派势力可能也会更容易消弥。这会成为马克龙执政之下的功绩一件,也会给他接下来推动的法案(移民,教育等等)提供更强的信心。

可是政府选择了最保守的方案——不计后果地强推。作为第五共和第100次使用49-3,也是Bornes任内(不到一年)第11次使用。(历史记录是密特朗时期Michel Rocard任内使用了28次)在如此重要的法案上,它赌上了本届政府的命运,赌赢了法案,赌输了民心。

更加荒唐的是马克龙在之后接受的采访。

  1. 选择13点档而不是20点档,说明他没有把和民众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2. 选择录制访谈而不是电视讲话也弱化了正式程度。
  3. 最重要的是,整场访谈过程里他没有试图在和街头的人们沟通,而好像仅仅是在告诉坐在电视机前的老爷们,我多么努力多么勇敢。

可以说,这个谈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他到总理再到执政党议员,都在不断声称49-3是合法的Legal,而并没有去探问此时动用这个条款是否具备合法性(Legitime)。以合法替代合法性,我想他们再没有什么立场批评我们主席的连任——因为我们也是合法选上的哟!

这种辩护逻辑的倒退,简直捉襟见肘。

于是他开始苦口婆心,从头到尾他以及他旗下的人都只承认一件事:没有做好沟通(Pédagogie),而不去反思自己的法案本身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声称已经将反对党的许多意见纳入考量,并不是完全不妥协)。

“没做好沟通”的潜台词是民众没有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而事实上,民众理解了,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选择拒绝沟通的其实是政府。

现在政府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社会运动转化为治安问题,疯狂抨击过激行为,试图能够转移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其政治手段,已经完全极右化,Force&Order.

整件事情该如何收场?现在还不明朗,但是我认为这一股对于政府的怨恨情绪一定会反映到之后的选票之中——

如果下一届选举不是极右当选,那一定是个奇迹。

我随便在纸上乱图乱写一通算不算艺术?应该算不上。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的乱图乱写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一个东西能不能被称为是一件艺术品,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件“作品”——一个有意为之的创造物。

在“作品”的范畴内,我们可以继续区分出“好的作品”与“不那么好的作品”,这其中的标准就非常多样了,最终被一部分人认可和喜爱的,就成为了艺术品。

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现成品艺术,一个小便池,摆在厕所就是小便池,摆在展览馆就变成了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选择将他摆在了展览馆,这个“有意为之”的行为,改变了这个物体的属性,让它成为了一个“作品”。

那么回到AI。首先我们需要了解AI有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这个问题目前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AI只会做人让它做的事情,即便它工作的方式可能很具“创造性”,但是它依然是根据对于人所设定指令所进行的处理。(如果有一天AI会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创作一副作品,并且根据自己的情绪或者想法来实现了,那么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来到讨论现成品的逻辑之中来:

如果有一个人将AI创作的东西当作艺术品来呈现,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展厅里,似乎它就可以被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并且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的不是AI,而是给AI以指令的人,即有意想创作出这样的一件作品的人,以及那个试图将其以“作品”的方式来呈现的人。虽然常常这两者是同一个人,但是也不一定。比如杜尚的小便池,我们之所以会称之为“杜尚”的,而不是制造小便池的那个人的,仅仅是因为他将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我们看到自然“创造”的美景不是艺术品,或许它很美而具有“艺术性”,但是它之成为艺术品需要一个媒介来呈现,比如照片或者视频。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使用AI创作的油画并不是一件“油画”,而是一幅“利用AI创作的作品”,这里面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以审视一件油画的标准来审视AI创作的油画,而是应该以审视一件“利用AI创作的作品”来审视它。

从某一个时刻起,“女权”被贴上了非常负面的标签,一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看起来更加温和的表述——“女性主义”。然而我认为这个表述放弃了属于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从文字上看Feminism其实更接近于“女性主义”,因为Femin-ism的Femin代表“女(性)的”,ism代表主义,看起来实际上是比“女权主义”更贴合词源的翻译。因为Feminism的单词里并没有包含“权”的意涵。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反对讨论性别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何为本质主义?我认为“性”就是本质主义,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性”,物体具有的“惯性”,以及“人性”,“兽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给我们讨论的客体做本质主义的定义:它们具有这种“性”,那么它们要不然本来如此(实然),要不然本该如此(应然)。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的时候,是先对人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也就是说作为人,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条边界被突破了,所以他没有人性。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女”(和男性)。激进如女权主义者Catharine A.MacKinnon主张“女性”完全是社会的建构,是因为现有了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于是才有了被统治(或服从于统治)的女性。所有我们给“女性”下的定义,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男性所下的定义。最近在我家寄养了一只母狗,我常常想的一句话是:她一点也不像个小姑娘啊!这里,我将社会对我进行的性别建构投射到了狗的身上,我希望从狗的身上找到社会为我建构的“女性特征”——比如温柔,体贴,安静等等。而我家的公猫,就“应该”调皮,莽撞,饭量大,有活力等等。

或许没有MacKinnon这样激进,Beauvoir虽然不否认不同性别见的生理区别,但是她认为别不是完全由生理特征建构的,而包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非本质的特征所构成的整体所建构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女权主义思想的反对在Feminism的运动中定义女性。而我认为当使用“女性”这个词来翻译“Feminism”的时候,无疑是从本质主义出发的,这就放弃了女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重要阵地。

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们很难不轻易联系到这是“女性”的主义,从而直接从我们所建构的形象出发来理解这项运动——这是那些拥有某种性征的人的运动,而你不拥有这样的性征,你掺和什么呢?或者,同性恋者,跨性别者,Ta们能参与“女性”主义的运动之中吗?好像我们下意识首先就在个体和“女性”这个拥有本质主义意涵的概念之间做出某种指认。

甚至,极端地说,放弃“女权主义”使用“女性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女权运动的一大挫败,本身就是身处优势/统治阶级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打压。如果说名不正而言不顺,那么我认为女权主义者采取“女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那么“女权”主义呢?它就一定更好吗?既然不要定义性别,我们能不能就说“平权主义”呢?

恐怕不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人常常是失声的,被忽略的,Ta们本身就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他们本来就不可见。当我们采用看似兼容并包的“平权主义”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说,谁也没有被包含到这个旗帜之下。这看起来更像是处于优势阶级者的一种自保。

个中原因综合下来,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个好的翻译,它确实有,这可能带来本质主义的视角,但是它紧接着就放了一个“”字在后面,把这项事业的目标和核心作为重心摆在了语词之中,它一定程度上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包含在其中,让人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

只是“权”被有心人解读为“权”,虽然这两点都不是统治压迫阶级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后者更不可接受,所以很自然地被冠上了极端/激进的标签,然后被搞黄搞臭,搞到只能被弃若鄙履——“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平权主义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

我是女权主义者。

(以上观点启发自Manon Garcia的«On ne nait pas soumise, on le devient»)

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政府应该小小的,少收税,少管事,只做最基本的支持,比如治安和国防,剩下来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手”。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政府大大的,收很多税,多管事,劫富济贫。我们把这第二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福利国家”不可持续,这种思潮大力推广小政府的理念,典型的案例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常把他们挂在口中的人。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Christopher Howard的说法,这种作为“福利国家”之反面的小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国家,他称之为“隐形福利国家”。只是和“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不同,这种隐形福利国家的福利更多给到了富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打着公平之名成为富人敛财的工具。

一个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它需要减少税收,减少税收意味着减少了财政的收入,那么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条件下,政府想要维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减少财政开支,要么是另谋财源。

如果政府减少财政开支,那么大概率是减少公共服务,或者降低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重,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比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意味着,企业和富人在税收上的减免其实来自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

那么如果政府想在不增加企业税收的情况下另谋财源,那就只能提升现有税收框架下的收税年限和税基——鉴于企业交的税少,那么只能是个人交的税变多。如果我们不希望人们每月交税的数额增加,那就只能延长其交税年限(退休金改革),并且让更多的人进入交税的范畴(也就是让更多收入本身不高的人也交税)。不管怎样,受影响最大的都是普通劳动阶级。

“看不见的手”不会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信奉小政府政策的人或许会认为社会公平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状态,因而也根本不值得追求;又或者他们自我说服这样的有贫有富各思其职的社会秩序恰恰就是正义的。但是不论怎样,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调控,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一只“看得见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