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hent的博客

物价上涨与薪水上涨

长时间以来，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物价上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物价上涨之后，薪水也会跟着上涨。在最近IMF的一项报告中，研究人员研究了历史上22次通货膨胀的情况，证明薪水和物价并不挂钩，即便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也并不长久。事实上，虽然薪水的增加让名义购买力增加，但是实际购买力却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中物价上涨的速度。

同时，这份研究也表明，快速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与限制通胀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布鲁诺·拉图尔

当我们考虑一个“客体”或者一个“物件”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作为“主体”的我们和它的关系与互动。主体，客体和两者的关系一同构成一个网络。脱开主体来单独讨论客体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所讨论的地球或者自然，其实只包括我们能够开发、探索、研究到的地层，超出其以外的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也就不在“盖娅”之内。而当我们讨论“盖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考虑人类自己，而应该把所有的生物都纳入进来——因此，在讨论“社会阶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地理社会阶层”。

弃剧十条

• 追剧如磕药
• 年代设定越来越雷同
• 故事情节新瓶装旧酒
• 越来越多的心灵鸡汤
• 烂剧太多，但是不忍放弃
• 好剧太多，需要追的时间太长
• 回避现实生活，躲进虚构的世界里
• 人物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难通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来进行自我完善
• 拯救电影院
• 不如读书吧！

阿尔兹海默症告别式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来说，家庭成员往往要经历三重告别，首先是告别与病患原来的关系，其次是告别病患原来的家庭角色，最终是告别病患的正常生活。

面对无可挽回的病情恶化，我们或许可以在心中提前为病患举行一次葬礼，要知道我们认识的这位家庭成员已经不再是原来的Ta了，Ta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病患的照料，弃之于不顾，而是摆正心态来面对Ta，不再带有“多余”的情感，而是以尽量专业的态度来陪伴Ta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重新思考性同意

针对性行为，（法国）法律遵循一种“同意推定”，即如果一方没有表示拒绝，那么就视为同，而同意的性行为则不算性侵。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常常是双方口说无凭，同意或不同意的认定标准也很难界定。毕竟还有很多男性认为“嘴上说不要，心里却很诚实”，虽然“嘴上说不要”已经是实打实的否定了。

即便是女方“同意”的性行为，其中也可能有诸多苦衷。比如她同意可能是避免自己的伴侣过度纠缠，避免之后可能的争吵，或者甚至是为了避免可能遭受的暴力或冷暴力。这种“同意”，法律常常管不到，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其中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父权制”的社会形态。“同意”的概念意味着，有提出要求的一方，有选择接受或拒绝要求的一方，而父权制带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性需要的一方是男方，而女性必须以“同意”与否来做出回应。主动提出性需求的男性被认为是“正常”，反之，主动提出性需求的女性则会被“荡妇羞辱”。

法律规定的是底线，但是我们必须要往更高的高度看（在法国社会的背景下）。同意与否之外，我们更需要沟通。同意与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我们要做，做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这样的方式我喜欢，这样的方式我不喜欢，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们要转换“同意”的被动性和瞬时性，把同意延长到两人的“情话”当中，不断地确认，在平等的状态下让双方同时享受高质量的体验。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许可，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情欲。

要知道欲望不仅仅是事先产生的，很多时候也是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重新思考我们和物品的关系

我总是喜欢新东西，无法忍受一件物品的陈旧，一旦它有点故障，或者不再“新”了，我就会想把它换掉。这或许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带给我们的一种观念，什么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维修或忍受。

这种想法可能会从物转到和人的关系身上，当和一个朋友或恋人产生了隔阂，我们就想放弃关系，重新找一个朋友，或者重新开始一段恋情。好像友谊和爱情也像网店里的链接，常点常新。

这种想法也可能从个人转移到群体和社会上，一栋房子旧了，我们把它炸掉重建，一座桥旧了我们把它拆了重建。而翻新，改造，修整却让人觉得厌恶。英语里有一个说法叫Get my hands dirty，指着手去干什么事，而我认为我体会到的这份厌恶的情绪，就是对dirty的厌恶。旧的就是脏的，旧的就应该被清除，一切都应该是新的。

也许，这种想法最终也会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无法接受自己在老去，无法接受自己的陈旧，永远想要年轻，永远想要追逐最新的时尚，最新的潮流，生怕被落下。

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一辆列车，而我们不在车上，我们在车的后面拔足狂奔。

那么，谁在车上呢？

工人阶级与右派

左派常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从理论根源上来说是这样的，左派思想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主义，而站在资本家对立面的就是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那么左派代表工人阶级理所应当。但事实上问题要稍微复杂一些。

工人阶级可以大体分为城市工人和乡村工人，城市工人阶级确实大量被左派代表，他们看到了资本家奢华的生活，联系到自己不堪的处境，明显地感受到被剥削。但是乡村的工人阶级却不同。

几次大选结果表明，法国乡村的选票大量流向极右政党，这使得左派政客叫苦不迭，说自己的阵营失去了这部分自己的选明。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失去，而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

在乡村里，工人的身份以外，他们还是乡里乡亲，还是家里的父亲或者孩子。在父权制家庭传统的系统之下，工作的价值是被强调的，一个（男）人不工作会被同乡人看不起，一个（男）人不但不工作，而且还领失业补助，那么就更丢人了。所以，左派增加失业补助金之类的政策是无法打动这部分选民的。

相反，他们由于生活空间相对闭塞，对于外界的变化接受程度更低，对移民和全球化等议题的态度相对保守，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的选民。

这再次说明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分析工具，只从阶级一个方面来看待问题，可能会错失焦点。

该不该抵制卡塔尔世界杯

原因：劳工权益，性少数群体权益，环境危害

康德：该。关注本身就是在支持卡塔尔，支持它侵犯人权的行径，所以必须抵制。可是我一个人抵制有用吗？这不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只需要面对我的良心。

休谟：该，但是我不相信康德的理性。我认为人不具备理性，而应该相信感性。当我想到这些工人在严酷的环境下死去，当我想到性少数群体在卡塔尔会受到系统性的歧视，当我想到这样的比赛会排放多少CO2，加剧气候恶化的步伐，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厌恶，这种厌恶的情绪会让我选择不看比赛。……可是看比赛时候产生的激情也是我的感性使然，而如果这份期待和激情压过了我之前的厌恶情绪呢？

边沁：不该。我追求的是所有人的最大善，所以当我看到卡塔尔在压迫劳工，伤害性少数群体，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会抵制，因为它违背了善的目标，这样的行为只会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伤痛，我坚决反对！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了，成本已经沉没了，抵制它无法改变过去的事实，而反而会使得这些场馆发挥不到它本来的作用，让运动员得不到他们本应拥有的关注，让观众无法在比赛中体验快乐，反而让他们纠结、痛苦，这无疑为人类再一次增加一次伤痛，更加背离了我的目标！

Ruwen Ogien：不该。我信奉“最小道德”，在我心中最小道德就是：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在家里看电视直播一场比赛，我实在是想不到它会伤害到谁？我不大喊大叫不影响邻居还不行吗？为什么要抵制呢？

康德：你给我站住……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做，都选择在这样的恶行面前噤声，那么所有独裁者都可以为所欲为，所有强权都可以压迫弱者，这真的是一个你向往的道德良善的社会吗？

梅洛尼与切斯特顿

刚刚赢得意大利议会选举的极右翼党魁梅洛尼在她的胜选宣言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不久之后，我们要点起火焰来见证二加二等于四，我们要拔出佩剑来证明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

• 传统价值的守护者
• 尊重民主，但认为法国大革命背叛了其出发点。
• 对现代的新理念抱有怀疑。结合梅洛尼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到摒弃了女性的传统价值，摒弃了母爱的伟大。
• 虽然他批评希特勒，但是在见穆索里尼的时候支持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对于法西斯主义抱有好奇心理，而不是坚决反对。

弗洛伊德论幽默

幽默是让人人自由的情绪。不同于精神病或者疯癫，面对人生的难，幽默不退缩，而是勇敢面对，但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幽默展现了自我的无所畏惧。

霍布斯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态的假设，那就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是因为好战而互相争斗，而是因为恐惧，恐惧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人类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而成立了国家，即给一个权力机器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所有人都服从于它。这个机器足够强大，使得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敌得过它，那么只要有一个人伤害了别人，权力机器就会倾轧他。由于这份对权力的敬畏，人和人之间得以和平相处。

霍布斯所假设的悲观情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不妨将他视为一种思想实验。这是一种由人性之贪婪与卑劣出发，而构建国家概念的思想实验。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利维坦式国家”。

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对国家的想象。在这样一个原始状态中，每个人都首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每一个个体的力量都是十分薄弱的，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联合成为群体，共同打猎，共同采集，有食物共同分享，有危险共同担当。“共同”这个词背后的概念就是社会契约，即我们达成了某种事前的约定。如果你埋伏我引诱猎物，那么打到猎物之后我们共同分享。这是一个来自个体之间约定，而对于违约者，共同体则要惩罚他。

这是卢梭对于国家诞生的一种假设，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契约式国家”。

利维坦式国家的产生是因为对失去的恐惧，契约式国家的产生是对收获的向往。

利维坦式的国家里也有契约。那是每个人和这个权力机器的契约：你保我平安富足，我交出我的自由。我可以为了幸福，牺牲自由，牺牲权利，甚至牺牲别人。我可以遭受压迫，只要我能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毕竟这样比“所有人和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要好。

契约式的国家也有暴力。这个国家中的人也把实施暴力的权力交给了国家机器，但是国家机器必须依照个体和个体之间达成的契约而行动，它没有合法的权力压迫任何个体。这份契约来自于每个参与合作的个人，也由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来守护，暴力只惩戒违规者。而同时，暴力本身也受到契约的约束，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应该使用怎样的暴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极端的暴力无法或可以得以使用。一切都在契约，也可称作法律，的规范之下。

在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时候，利维坦是无形的，没有人愿意放弃它的保护，而让自己所收获的东西遭受掠夺。虽然不同的人获益多少不同，但是多少都在获益，不公平的念头也会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冲淡——直到，这份增长走到尽头的时候。

不，是这份增长对于某一些人走到尽头，而却在另一些人那速度加倍的时候，这份个体与国家签订的契约就开始遭受挑战了。起初，他们不满，但是国家机器拥有所有暴力，它可以压制这些人。而利维坦对于个体的倾轧，就是这份合约彻底撕毁的时候——我的安全和稳定没有了。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选择留在这份契约里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亚于在“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下所会经历的恐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退出这份契约。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退出，社会的混乱程度就会增加，而影响到更多既得利益者，那么国家机器只能继续倾轧这些不满的人……而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拥有的暴力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某一个程度消耗殆尽，人和人回到个体之间的战争状态之中。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而同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一个契约式的国家，那么意味着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契约需要修订。因为在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不满另一些人得到的更多，所以收获更多的人需要从自己的收获里拿出更多来维护这一份契约。这个时候这份契约的稳定性也遭受到挑战，因为对于未来的向往在破灭——因为前景凄凉，我们的合作并不能使我得到更多，反而我加入这份契约，要失去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不退出这份契约？

所以，当经济下行，这两种国家建构的形式都面临挑战。利维坦式国家走向极权，契约式国家则走向无政府。但是，最终契约式的国家还是能够找到出路的，因为出路就来自于其形式本身，那就是商量，重新签订契约。而利维坦式的国家却很难找到出路，除非国家机器开始沟通，进入一种可被制衡的契约状态。

如果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和契约式的国家发生战争，利维坦式的国家势必是更难动员力量的，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因为，利维坦式国家的基本假设是：你保我平安，我给你其他。而当我要赌上自己性命的时候，那么我必须要衡量自己这样值不值的——我已经交出了自由，还要交出自己的稳定生活吗？这不是我仅仅拥有的一切了吗？不，国家，我把所有的暴力授予了你，你应该保护我，而不是我保护你。

而契约式的国家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在其中有一份力，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挂在这个共同体的存亡之上，为了保有自由，为了不进入一个利维坦式的恐怖循环之中，他们更愿意拿起手中的武器。

以上都只是一些推理，基于两种不同的国家构建形式，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利维坦式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契约式的。这两种形式之间也可能形成微妙的互动，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之下，一个契约式的国家可能因为军事动员授予了过多的权力给军方而蜕变成利维坦式的恶兽；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也可能恰恰相反，用给予民众更多权力和自由的方式来唤起他们参与保家卫国的热情。

关键问题还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并且准备好为此付出什么。不过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付出的是努力，而不是代价。

洞穴比喻

当我们在思考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的时候，常常考虑的问题是走出洞穴的人该不该回到洞穴去告诉下面的人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假象，其实还有更广阔的世界。然后讨论很快就会流转到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就是真相，你看到的是不是另一种假象……

不妨换个视角，让我们想想这个走出洞穴的人是如何走出洞穴的？是他自己走出洞穴的吗？是别人引导他走出洞穴的吗？他走出洞穴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走出洞穴的过程作为一种比喻，它的本体就是求知，或者教育。

生命与生命力

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力。生命力是面对不确定性时依然保持的那份无所畏惧的热忱。

通胀焦虑

1. 钱失去了稳定的价值标的。今天的一个亿明天就可能不值一文。（卡内蒂）
2. 即便是我们工资在涨，我们心理上依然难以接受商品价格的上涨。（齐美尔）
3. 金钱成为了个体身份的标志，继而成为了个体价值的象征。通胀则意味着自身价值的贬值，让人失去对自己价值的稳定判断。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找到一个替罪羊——一个在身份地位上低于自己的群体，将这份由于自卑带来的怒火发泄在他们身上，在二十世纪，犹太人当了这个替罪羊。（卡内蒂）
4. 通胀使得人们失去对于未来的预期能力，长期规划如镜花水月，生活的节奏逐渐加快，不稳定性也逐渐增加。如此也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浮躁和动荡。（齐美尔）
5. 通胀使得有现金的人身价降低，负债的人债务降低，一定程度上会重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重组可能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变化。（卡内蒂）
6. 通胀更影响人们对于国家的信心，国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维持货币的稳定，当货币价值不稳定的时候，民众的怒火甚至可能会动摇国家的根基。

超额盈利税

Superprofit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征收超额盈利税的概念其实是针对利润的差值征税。比如企业前年营利10亿，去年盈利15亿，利润增加是前一年的50%，这个税种旨在对这5亿征税。也就是对“分红”收税。尤其是针对垄断行业，比如能源和电信行业等等。

征税是否会造成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呢？未必。由于多余盈利要收税，企业不如不分红了，反而把这部分钱拿去投资，进行资产进一步增值。事实证明，在奥朗德执政的五年间，企业投资意愿反而提升了。但是这也有可能是短期现象，企业考虑到政局的变化，很可能奥朗德会下台，而下一任会解除这个税，他们就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把红利先稳住，然后后面再派发，以此来避免课税。所以这种政策对于投资的长期刺激作用还有待观察。

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于企业为什么会盈利增加那么多？是因为它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吗？还是因为价格的上涨？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这部分是穷人的血汗进入了富人的荷包。所以需要通过再分配来校正。

懒汉经济学

约30%能够获得失业救济的人没有并得到失业救济。和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想法不同的是，并不是有救济金高就会养很多懒汉，而失业救济恰恰是帮助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关键环节，失业救济的缺位让失业者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处境之中，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多重折磨，很难重新找到工作。让失业者安心度过失业期是失业补助非常重要的功能。

（以下情况未注明的全部针对法国，文章来源为当日更新的Alernatives Economiques文章）

经济与经世济用

也许我们可以转变思路：当我们发现一个“商机”，也就是一个带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试图成立一家盈利公司转变到成立一间非营利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反转想法，首选的选项是成立一家非营利组织，直到非营利组织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再考虑成立公司，世界是否会更好一点呢？

被遗忘的照护者

有很多人家里都有因病需要照顾的人，这些负责照顾他们的人（大多数是女性）如果还同时有一份全职工作，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会非常艰难。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呢？除去给他们请假的机会，也需要在这个假期期间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让专业的照护团队来照顾这些病人，而同时又必须把因此造成的经济负担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这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的努力。

环保城市

城市高楼相对于城郊的别墅更加环保。如何吸引想要离开城市或者已经离开城市的人回到城市呢？首先需要在城市住宅里创造人和人交流的空间，其次是要有绿色空间。于此同时，住宅的隔音效果也很重要，让居住在城市中也能享受乡村的宁静。

但是，高楼住宅更方便集约化管理，和乡村零散的住宅形成的象征意向完全相反。如何在高楼中居住仍然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不妄自菲薄，将自己变成螺丝钉或者隐形人，则是城市居民需要面对的问题了。

碳中和世界杯

显然是一个文字游戏，如果考虑到场馆建设，全球各地球迷坐飞机去看球，再加上其他排放……总量可能是卡塔尔官方公布的8倍。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再到世界杯，各种批评声音不断，一方面是与运动赛事无关，来自于举办国自身政策和形象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赛事本身越来越不符合观念水位的提升：民族主义，竞技体育本身的性别特征，对环境的影响、消费主义的集中体现等等。

新闻上又看到沙特要举办2027年冬季亚运会……就……唉。

一切都是商品，这样可以吗？

随着社会支持系统的逐渐复杂，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让公民难以了解。电子化服务又使得人工服务难以触达。社会福利的获得门槛在无形中提高，而与此同时政府却自满于自己的“与时俱进”。但是，“经济学”无孔不入，政府放手的结果是商业的介入，通过付费让可能得到福利的人群得到福利成为一个产业。这说明，政府裁撤人员，但是不从人民的角度思考简化流程，如此政府开支的减少并没有进到人民的口袋，却是进入了填补政府空白的企业的口袋。

本地农业

战争带来的资源短缺，总是最穷的国家受的影响最大。但是，我们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不知道我们国家在哪个阶段，但是现在很多非洲国家正处在穷则变的阶段。由于战争影响了粮食供应，非洲国家必须要找到替代的解决方案，这使得以前在他们饮食文化中被忽视的食物来源慢慢被重视起来，这些食物包括大豆，米，木薯，山药等等，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在本地种植。这对于这些国家是一个机会，也对全世界有机农业从业者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试验本地化生态化的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对于全球供应链（同时也意味着是全球污染链）的依赖。

世界动物日

当我们在食肉的时候，我们在“食肉”而不是在“吃动物”，“肉”从动物的概念中被提取出来。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青蛙是保护动物，不能吃。大人让我吃的时候会说：这是。牛蛙，家养的。好像家养的动物，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罪恶感了。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在狗肉上，一种论点认为系统性吃狗肉的地方吃的是饲养的“肉狗”，就和其他“家畜”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不断用语词构建一睹墙，在蛮荒的土地上划出一道“文明”的分界。

（我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我认为食肉是不好的，所以现在逐渐开始尝试量化素食，减少食肉的比重，并且开始注重自己食用的动物的养殖环境是否人道。）

目光

目光或者眼神可以构建最直接的联系，也可以对他人造成压力，优秀的表达者善用目光。但是目光未免太具杀伤力，所以我们还有语言。目光是眼与眼的对弈，语言是口耳之间的流转。从目光的对面来看待语言，或许能够让我们对于使用语言的方法有新的启发。

世界末日

如果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了，如果……

这些问题让我们追问到底哪些是我们的先天的本性，哪些是我们后天的习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既无法内省，又无法外求？如果世界消失，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现实生活之中总有种种限制，有阶级，有不平等，但是理念的世界却是无边无界的。投身到哲学思考之中能够让自己的思维驰骋于无边的宇宙。在观念的世界中，一个精英并不比一个底层更高级。

核战之为可能

核威慑不是一个互相保护安全的合约，而是一个暴露脆弱的合约，是枪指着头头顶着枪，每个人都把命放在对方手上的恐怖平衡。

使用核武的情况可以简单列为以下三种： 1. 主动发动核攻击 2. 意外触发核攻击 3. 因误判形势而发动核攻击

认为不会有核战爆发的人将自己的论述基于如下五个条件： 1. 对手在虚张声势。 2. 即便得到发射核弹的指令，下面的人也不会服从。 3. 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比如前线军官故意或错误发射核弹。 4. 对手不会感到自己受侮辱而选择动用核武。 5. 危机控管完全能够控制现状。

事实上，现在仍然不把爆发核战争当作一回事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赌注全部压在了运气上。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着一颗冷静的头脑。古巴危机就证明，人类没有自取灭亡才是一次意外……

公共服务电子化

1. 有一些人网络覆盖不到，或者没有电子设备，他们也有权利享有公共服务。说这些人不去使用网络，不去购买和学习使用手机电脑是不成立的。因为公共服务的属性就是必须能够无门槛触达公民，公共服务不是商品。也许，经济学的所谓定律说一切都是商品，但是社会契约和法律的意义就在于将一些 “商品” 变成不是商品，比如个体的生命和自由，再比如公共资源，又比如公共服务。
2. 程序是会出错的。在没有人工服务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程序错误造成的死局，使得原先很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变得无法解决。比如，一个人应该收到失业救济，但是没有收到，可是系统显示他已经收到，这个时候诉诸人工。但是坐在电话另一端的人，他面对的也是一个系统，他看到的可能也是一切正常。

我们应该让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化的服务成为便民的快速通道，而不是让传统的人工服务成为不便民的慢速通道；我们应该引导大家使用更加快捷方便的网上服务，而不是限制甚至驱逐不愿意使用网上服务的公民。这应该是公共服务的基本态度。

取暖

面对能源危机，欧洲的冬天取暖将面临重大考验。也许借这个机会可以重新思考取暖的方式。

首先是减少热量浪费，这就要求住房加装隔热层，隔热层效果明显，可以减少大量的能源耗散。

其次是改变取暖观念，从让空间暖和变成让人暖和。给人加热要比给环境假设消耗的能量少得多。两个值得借鉴的 low Tech（低科技）是我们的火炕和热水袋，由此可以联想到电热毯，暖宝宝，它们的逻辑都是在给人加热。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想，办公桌可以变成电热桌，手放在上面不冷，然后桌下可以有另一个热源，桌边可以有保温的毯子垂到地上保证桌下空间的热量不耗散太快……总之，可以想象的空间很大！

（另外，最近我完全被用废弃轮胎盖房子的想法洗脑，轮胎垒起来，再用水泥填起来盖的房子，据说保温效果拔群，冬暖夏凉。）

战争之王

土耳其在军火市场上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由于地缘的原因，土耳其生产大量中低端武器，比如无人机，卖给中东和非洲国家，价格可达美国装备的 1/5。国家的财政支持加上释放 “市场活力”、年轻人口比例高、海归工程师等等因素加总，使得土耳其在军火市场上地位近年来一路攀升。即使它们的军火生产也会被关键零件和原材料 “卡脖子”，长远来看，土耳其的军火生意会对其国家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有一种比较偏左派经济学的说法是消费促生产。简单来说就是提高工资，提升民众的购买力。人们有了钱就会去消费和购买，需求增加之后，会促进更多的生产，生产吸收劳动力，产出相对应的供给，所吸收的劳动力拿到工资再去消费，如此往复，经济的车轮就转起来了。所以第一步是——提高工资。基本工资，失业补助，消费券，等等，都是这个逻辑的延伸，只不过是力度不同。

这个推演本身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的，不然也不会引起各家经济学家的争论，尤其在通胀时期，我们究竟应该遏制通胀，同时可能遏制投资与生产呢？还是应该放任通胀，甚至冒着进一步通胀的风险，继续往人们口袋里装钱呢？

搁下经济学的论争不看，单就这个循环本身而言，更多的钱，更多的消费，更多的生产，再到更多的钱……这似乎是现代世界的某种象征。但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并非如此，曾经我们的做出的东西并不是一件消费品，而更多是一件“作品”，其区别在于，产品是用来消费的，而作品是用来使用和保存的。

一块面包是一件消费品，因为做出来之后两天不吃就坏了，必须要扔掉。但是一把椅子可以坐很久，也许会坏，但是坏了也可以修。如我们在博物馆中所见，明代乃至更以前的椅子依旧可以保存至今。

消费社会在改变我们看待物品的方式。如今我们看待一把椅子和看待一块面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块面包两天坏了之后需要再买，一把椅子，可能坏的慢一点，但它仍然是可以随时从商场或网上送到家门的商品。

对物品看待方式的变化也带来我们对职业看待的变化，面包师、木匠消失了，它们变成了机器后面的劳工。

至此，工作（Work），变成了劳作（Labour），工作背后的意义并没有，也无法由此传递到劳作之中。

更不必提消费社会的浪费和我们现在逐渐觉醒的环境保护意识更是颇为相悖的。我认为左派很难在反对消费主义，和发钱经济学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而我由衷地相信，只有后者才能让左派的政党继续有一席之地，那么对于消费主义的反思要么需要通过非政党政治的方式得到普及和推广，比如借由传媒，要么就只能流于知识分子的自嗨了。

（有感于 https://www.philomag.com/dossiers/condition-de-lhomme-moderne-de-hannah-arendt-le-travail-loeuvre）

“文科无用论”的大题目底下可以找到一个小题目——“文科无钱论”。不知道多少人在讨论到“文科无用”的时候其实想到的是“文科无钱”。

如果把“文科无钱”单独拿出来看那么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下来：

1. 无钱是否等于无用？

这涉及一种价值的评估，如果接受市场理论的假说，那么似乎是可以认同的，赚不到钱说明市场不需要（或者不需要这么多），所以自然是无用，或者至少是“多了没用”。

但是这个假说真的足够坚实吗？

是否有很多职业的薪水是被低估的，很多职业的价值是被低估的？这种价值的低估往往不来自于市场选择本身，而更多来自于社会的建构，比如性别的歧视，种族的歧视。其背后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力量，即因为从事此行业的人群被歧视所以行业本身被低估，又因为行业被低估，所以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不得不进入。

对文科的价值评估，是否也有社会建构在的因素呢？

1. 文科是否真的不赚钱？

这更多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调研。日常体感上好像文科是没有理科赚钱，但是我们又似乎看到很多名嘴、公知似乎也赚不少。或许文科就是这样的“杠铃”行业？少数人赚很多钱，大多数人不赚钱？

不过退一步，回到问题本身，文科为什么要赚钱？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赚钱？

维生？从何时起，维生需要赚钱？又为什么是这样呢？ 期待？我们缘何产生这样的期待？我们为何要求学习文科能够赚钱？我们学习除了为了赚钱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我们理所当然的想法中，又有多少是被社会建构的？

---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文科无用”等同于“文科无钱”，而单单来讨论一下文科是否有用，那么答案是一目了然的，没有人会否认文科的用。

呃，会！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把文科逼到了需要祭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样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程度。我个人很反对这样的立场，因为这首先失去了“有用”的阵地，而偏居“无用”之上试图能够腾云驾雾，更上一层。也许能够成立，但是这样毕竟也在把“文科无用”更加深刻地刻进人心。

那么文科的“用”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似乎我看到的讨论都在绕着它走，生怕唤醒它。

不，文科不仅是理工科的调味料，技术创新不可捉摸的源泉。再怎么拉小提琴你也成不了爱因斯坦。 但是，以上我的所有疑问，都来自于文科，所有解答也将由文科提供，或许对，或许错，有道理，没道理。

文科让我们思考自由。 文科让我们反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文科让我们思考如何成为人。

或许还是有人会问，这些又有什么用？

确实，当思考被权力禁绝，文科是无用的。

也许闷头想想东西我还可以，但是辩论我是不行的。之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闻，常被一个高中同学怼到哑口无言。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人和人之间的想法已经差这么多了吗？

仔细考虑之后我还是为他单独设了一个分组，为的是不要让我自己陷入负面情绪太多。

但是紧接着我就想到，也许他并不是我朋友圈中的异类，也许他代表的其实是主流的意见，只是我已经偏离太远，太久，不自知罢了，其实我自己才是那个小丑。

或许这么长时间来我一直在朋友圈发一些被别人心目中的奇谈怪论和错误主张，只是他们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包容，或者无视。这让我反思，我还应该这样发下去吗？或许不应该了。或许我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被洗脑”了。

突然我觉得以前的熟悉的一切开始变得陌生。2019年年初回国之后，我没有再有机会回国，到如今已经三年半。我们共同经历了疫情，但是既没有那么“共同”，也没有一样的“经历”。环境的隔离乘以时间的长度，使得我和我心中所称之为“朋友”的人距离越来越远。我对于国内的切身体感在逐渐消失，从互联网上获取的魔幻信息更时常让我感到眩晕。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国内舆论环境的变化，依旧保持着自我的表达，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出现在我朋友圈下面的留言让我感到恐惧。好像下一刻我就会被举报成为卖国贼或者人民公敌。

迷途知返。我心里的一点宽慰或许是，还好这只是发生在朋友圈。若是在其他的平台上，我可能早就已经“死”了。也许是时候控制自己言论的尺度了。

---

但是内心还是犹豫的，在某一个层面上，我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我对于一个“更好”的世界有自己的描摹和愿景。我羞赧地认为，也许更多人向我这样想，世界会更好一点——但是我也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保持着和我相反立场的人可能也这么觉得。所以我总是败下阵来。

输掉辩论于我来说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也不以说服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从来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什么态度。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态度摆出来。我谨慎提及“对错”和“是非”，因为定性常常是讨论的终点而不是起点。我也没有什么结论，更提不上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连很多现象都还没有看清楚。很多现象只要多想一点点我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复杂性，更遑论一锤定音的结论。

“被洗脑”的人是深信自己没有被洗脑的，是深信自己所掌握的就是真理的。就这个角度来说，我还算没有被洗脑，我对于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事物持有的态度，还有着充分的警觉。时常我还会“多想一步”，“再多想一步”来看问题。

但是我确实发现，一旦陷入一场论争之中，人往往会就立场而选择观点，继而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避免让自己陷入论争之中。

---

然而我大概还是会说，只是会低调一点，最好不要打扰到那些或许不想被我打扰的人。

于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想看我除了发毛孩子照片和展示日常美好生活的照片以外内容的朋友，看到这条就点个赞吧（后来我又补充：简而言之，想看到我发的未删减全部内容的请点赞）”。一共收获了20个赞，给Ta们加了标签“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