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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2)

# 论六家要旨

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论六家要指的开头引用了《易·系辞·下》里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意在表明这些家派的目的都是统一的那就是——

司马谈从一开始就在为这六家讲和,意图说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这也是思想大一统的一种体现,尤其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条件下,或许不得不要把其他的思想脉络统一到“治”这个标准的儒家概念之下,才能得以留存和讨论吧。

接着司马谈分别用一句话提及了这六个家派,然后又分段略作详细地讨论了这六个家派,这里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一一看来。

首先是阴阳家。阴阳家给人的观感是十分注重祥瑞并且禁忌很多,让人很拘束,有很多敬畏之处。但是,阴阳学同时也主张“序四时”,也就是说在天文历算上是有所帮助的,在“治”世的学问中不可失去。

接着说道,阴阳规定了四时八位十二度等等认识世界的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看到这里,其实有点孟子的影子,孟子有也曾强调按照节气来使用民众,该干嘛干嘛,而不是在该种田的时候打仗。这里也体现出点道家顺从自然的观念。

但是,司马谈紧接着就强调了“未必然也”,也就是说似乎不顺着阴阳家规定的规则来办事,也不必然死或者亡,故曰——这就是让人拘束且感到畏惧。也就是说,这一套理论往往是悬挂在统治者头上的剑,如果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他就得背锅——联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然后作者又拉回来,说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些自然法则还是应该遵守的,所以在技术面上,阴阳家有其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若是完全依循,而作为统治之术,则略显严苛。(严苛有什么不好吗?这就和司马谈自己的态度有关了)

然后是儒家。儒家的学问很博杂,这也就意味着缺少可以实操的要领,想法很多,行动很多,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儒家的学问很难一以贯之到底。具体而言,儒家要学的是“六艺”——诗书礼御射数,而六艺的经传到了司马谈的时期“以千万数”!这意味着儒家的思想在那时已经被解读得千奇百怪了。所以说一辈子也学不“通”,一辈子也搞不懂这些礼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回到儒家的根底,也就是论语孟子上,其实他们讲的道理并不复杂,而之所以到了司马谈写六家要旨的时候儒家变得如此繁复,应当和汉朝对于儒学的推崇脱不开干系。因为官方的推崇,很多内容被过分解读,这种事情在当世也不少见。

说完儒家不好的部分,那么好的部分在何处呢?那就是序夫妇长幼之别,也就是亲族伦理的秩序。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对于家庭秩序的规范,是社会稳定非常必要的一环,这使得他在百家思想之中独占一块不可动摇之地。

在今天,家庭稳定依然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核心。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儒家的伦理秩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秩序?就拿“夫妇长幼”来说,这里说的就是夫在妇前,长在幼前,至于如何一个“在前”,是说夫和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还是说夫和长要享受更大的权利?解释可以多样变化,但是其核心没有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划归入一个身份标签中归类、分级。这种伦理思想的基础,在如今是否还值得倡导(价值面),又是否真的能达到统治者稳定统治的目标(事实面),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日后深入学习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会不断遭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是墨家。墨家太过节俭,很难实践。这就好像现在有很多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过0垃圾的生活,想想就可怕。我当然不反对任何人这么做,也非常支持大家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想要要求大家都做到,并且以此作为“治”的标准,则实在是让人很难遵循。

关于“治”的问题,当然在价值面上牵涉到公权力到底有多大权力介入到个人选择之中,在事实面上也需要考虑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还是会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假说。

回到司马谈所写,墨者也崇尚尧舜之道,这一点能看出它和儒家的同根同源,但是它选择了走和儒家截然相反的路线——儒家崇尚秩序,而墨家讲究绝对的平等。比如殿堂高度,台阶数量,穿着打扮,饮食起居,大家都要一样……的节俭。尤其,尤其是在丧礼上,要简之又简,“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这简直是和儒家对丧礼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应。于是司马谈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则尊卑无别了。而尊卑秩序,在他看来恰恰是儒家的优势学说。

可是墨家也有值得倡导的部分,那就是强本节用。强本节用,一方面强调彰显自己的优势(其实就是种地),另一方面是节约,合在一起就是有经济意识,这在治事的学问里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若是论及该如何“强本”如何“节用”?谁是本?谁是用?强谁的本,节谁的用?这就是另外的话题,远远超过墨家一家之学问了。

然后是法家。对法家的总体评价只有四个字:“严而少恩”。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恩”不等于“赏”,法家很注重激励制度,战场上用人头换爵位,但是司马谈这里说到的是“恩”。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后面他解释道:法家的问题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于是乎亲亲尊尊的“恩”就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倒是和墨家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在于墨家希望达成的是现实的平等,而法家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平等,这就又能联系到关于“平等”的典型论争,在此只是点出,留待以后讨论。

然而法家也有其不可替代性,那就是“尊主卑臣”,明确了分工和职能不能相互逾越。这更加贴近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更加符合统一大帝国的治理现实,在这一点上,法家的学说也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后是名家。名家的缺点是“使人俭而善失真”,我无法准确理解这里“俭”字的含义,但是好在后文有所解说。名家对于概念过于执着,常常让人摸不到头脑,重点都放在了“名”上,而失掉了人情。

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名家却可能是更加接近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流派呢!待到日后阅读《公孙龙子》和《庄子》相关内容的时候,还会再次遇到名家的思想。

但是名家最大的贡献是“控名则实”或者“循名则实”,主张明确责任。这和法家的思想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所以名家也是不可替代的。

说到这里,六家里的五家都说完了,都是各有利弊,看起来十分公允,但是却让人犯难,这几家学说看起来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正确指引啊,那我要治理国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别怕,还有道家!

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出了司马谈是道家的信徒,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司马迁对于道家的思想观念可能也从他父亲出继承。在这里需要留心一下,以后或许可以在《史记》的正文中得到印证。

可是司马谈和司马迁所讨论的道家到底是怎样的道家呢?还是要继续往下看。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都和无形之大道相合,滋养万物。落到具体的层面上,顺阴阳,采儒墨之长,取名法之精要,与时俱进,随物而变,确立民俗、推行事项,无所不宜,道理简单易行,事半功倍。

抓一个重点,道家的精髓在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后面,又继续和儒家做个对比,儒者认为人主是天下的仪表,作为君王,必须要做好表率,引得下面的人层层仿效,这样的坏处是“主劳而臣逸”。而道家依寻“大道之要”,去掉了繁文缛节,不靠聪明才智治理国家,不瞎折腾。毕竟No Zuo No Die,形神骚动死得快!

接着司马谈解释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听起来玄乎,但是做起来简单。 这一归纳点出了道家学说的内在矛盾性。我认为道家是靠我们对于世间盾的感知和接纳而发展出来的。

矛盾性之外,则是变化。其术讲求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以虚无为本和没有本还是不一样的,没有本就好像没有信仰,思维处在未经思考的混沌状态,而以虚无为本则意味着一种觉知,是带着虚无来面对世界。

如此以虚无为本之后,则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更容易做到“因循”,也就是「变化」。

落到“治”上来,则是群臣并至,让他们各自展现自己的能力,名实相合就是好臣,名实不合就是奸臣,奸臣的谗言不予听取,善恶自然就如黑白一样分明。

并且,从神和形的关系上,司马谈总结出,精神和身体过度使用都会劳累,精神和身体分离就是死亡,所以要“定其神形”,而重点就在“定”字上!

这六家要旨絮絮叨叨,其实就是一句话:汉武帝,您老人家别再作了好不好!能不能学学文帝景帝??

抱有了这样的基本态度,再去看《史记》其他篇章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基本立场。阅读《史记 》这类史书,需要做多次情境的转换,首先我们要理解写作者所处的背景和自己的态度,其次我们要能够尽量从他们的状态出发,看待他们眼中之前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从当下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当时的历史和评价这些历史书写。阅读历史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在这反复的求索中而产生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1)

重读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

# 司马迁的背景

首先提到的是“司天”、“司地”,也就是天文地理,这就是司马迁所溯源到的“太史”的本职工作。此处可知,“史”和天地之间的紧密关系

司马氏在周惠王和周襄王的时期离开了周,到了晋,然后四散在各地。总之,历史上有所记载的司马氏都非常厉害,有当官的有打仗的,而司马迁自己的这一支,则在他父亲司马谈的时期做了太史。

这就意味着,虽然“司马氏世典周史”,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世界发生了剧变,这个传统就丢了,直到司马谈的时期才找回来这个“本职工作”。司马迁本人也一定非常认可这份职责。

司马谈的背景深受道家的影响,他首先学的是“天官”,这不奇怪,因为上面说到太史的一个责任就是“司天”。然后学了《易》。《易》是有关占卜的学问,也属于太史的职责范畴。最后,他学了“道论”,也就是道家的理论。这一点可能对自己的儿子司马迁的观念产生影响。

叙述完司马谈的身世之后,文中这么衔接:

愍【愍:忧虑。】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这提示我们,到了汉武帝的时期,六家的学说已经没有那么显然了,很多人会误读误解,至少司马谈认为他们误读和误解了六家学说,而自己作为太史,有必要把这六家的思想澄清。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了这部分文字,应当算是显示出自己对于父亲这项努力的尊重和认可。甚至于,这可能是司马迁心目中父亲最伟大的贡献,因为司马谈肯定做了不止这一件事,而就这一件事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

荀子议兵(下)

《荀子》的《议兵》篇前一半是荀子和临武君还有赵孝成王的对话。下面一半集结了另外两则对话,一则比较短,另一则比较长,都是荀子回应非常尖锐的提问,不妨来看看荀子答得如何。

# 满口仁义怎么还舞刀弄棍?

第一个对手是自己的学生陈嚣,可是这个学生一点不是省油得灯,他的问题直接触及了儒家理想主义得实质!他说,老师啊,您讨论兵法,总是以仁义为根本,但是仁者爱人,义者循理,那还要打仗干嘛呢?打仗都是为了争夺啊?这不是违背了仁义吗?这个自相矛盾的局怎么解呢?

荀子答道:仁者爱人,恰恰是因为爱人,所以厌恶别人加害于人;义者循理,恰恰是因为讲道理,所以才厌恶别人不讲道理乱来。而用兵打仗,就是为了紧暴除害,而不是为了争夺。

仁人用兵,如天降甘霖,大家都求之不得,比如尧舜禹商汤文王,他们都是仁义之师。所以周边的国家青睐它们的善政,远方的国家仰慕它们的仁德,兵不血刃,就可以征服天下。

荀子这是在说,为了达到最终善的目的,恶的手段是可以采用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采取恶的手段真的可以走向善的目标吗?

首先的问题就是,恶行本身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罪恶就像滑滑梯,一旦走上,就有可能不断地丧失底线,而越走越低,最终可能失去一切的底线。

其次,即便是通过恶行,达到了可以扬善的阶段,但是恶行带来的损伤却是永久性的。

所以荀子之道的真谛在于后面的那一手——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说,只要出兵,必是万民归附,兵不血刃。这还是回到了儒家一脉相承的“仁政”。只要政治清明,自然不会有国家敢来挑事。

荀子在儒家的光谱里已经丢掉了所有的清高,妥妥的是一个实用主义,可是和法家观点比起来,还是带有理想主义光环。

# 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吗?

第二个对手也是自己的学生,这个学生后来发迹成了秦国丞相,他就是李斯,他问的问题更加现实主义:秦四代都能打胜仗,军队所向披靡,威慑诸侯,根本不是靠什么仁义,都是怎么高效怎么来!这个问题您怎么解释?

荀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你所说的高效那并不是真的高效,而我所说的仁义,那才是真的有效。仁义是用来治理政事的,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就喜爱君主,百姓喜爱君主,就愿意为他牺牲。秦国四代都能打胜仗,可还是每天忧心是不是会被其他诸侯联合起来打败,这就是末世之兵,没有顾及根本!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或许荀子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秦二世而亡。虽然历史错综复杂,但是在汉代对秦的反思中,儒家的“仁政”确实得以拔高。

荀子于是批评李斯:你舍本逐末,计较这一时胜败,却没有仁义之心,所以才会世道混乱。他接着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礼的重要性。

在论述礼的重要性时,荀子没有采取孔孟那种探寻礼背后的仁义本质的方式,而是直接从礼的好处和作用开始——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

循礼用兵治国,可以事半功倍。只要行礼义,民心归附,就不需要搞什么军备竞赛; 只要行礼义,公道自在人心,不需要大量的刑法,只需“刑一人而天下服”。只要以“礼”治国,明晰道义,规定名分,以时使民,真诚爱民,上下同心,实在有不服管的人再实用刑罚,这样的国家对外不需要竖起高墙,对内不需要维稳,岂有不强的道理?

接下来荀子进一步深入,谈及人性。人做事有两种动机,一种出于利益,一种出于道德。如果仅仅以利益驱使,那么人民不可能为国卖命效忠。利益可以有,而且需要善用,仁者的赏罚之道在于顺势而为,“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这样一路下来,政令稳定,风俗统一,实在是有不服从的人,百姓自然会主动要把他去除,这个时候顺势使用刑法,不需多大功夫,天下就可以大治。

一个国家如何兼并另一个国家?有三种方式: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以德兼人,“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这是收服人心,让对方的民众心服口服,心向光明,采用这种兼并方式的人可以称王;以力兼人,“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那是对我的惧怕,这种时候如果兼并,就必须要用力气,用完了力气,自己的实力就会削弱; 以富兼人,“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依靠收买和诱惑,最终会使国家走向贫穷。

可见,在儒家的体系下,以德兼人,是上上策。也只有真正靠自己的政治清明征服了人心,政权才能稳定长久,不会陷入衰弱和贫穷。

反观当下,也有很多“兼人”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这需要我们反思,到底我们采取的是德、力还是富;同理,当有不稳定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自信是一种符合仁义道德的自信,还是一种对极权的归附之后的噤声?

这是读完议兵篇值得好好思考的内容。

荀子议兵(上)

# 王道与诡道

《荀子》里有一篇《议兵》,讲的是荀子兵法。

这篇对话发生在赵孝成王、楚国将领临武君和荀子之间。说是对话,其实主要还是荀子自己的大段议论。《荀子》这本书的风格就是这样,不像《论语》的问答,也不像《孟子》的论辩,而是一篇篇申论。《议兵》这一篇反而有一些不同,加入了一些论辩的过程。

临武君是一个将领,他的视角来自于战场上的实战。当赵孝成王问到用兵之道的时候,他说道:得到天时地利,然后观察敌军的变动,再对手之后采取行动,但是却能赶在他之前完成,这就是用兵的要术。

我认为临武君对于兵法的总结相当精要,可是荀子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回应:凡是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壹民”,也就是统一民心。善于让人民依附的人那就是善于用兵的人。荀子使用了一种属于儒家的万能答案——用兵之要在用兵之外,而在于民心。

临武君一定感受到了这个儒生的陈词滥调,他立刻反驳道:错了!用兵最要看的是,用兵最需要做的则是,虚虚实实让人看不出从哪来要到哪去,这才是孙子吴起这种大将无敌于天下的用兵之法,何必一定要等到人民的依附呢?这最后一句算是对荀子的回应:“岂必待附民哉!”

作为一个将领的视角,他需要立刻在战场上做出制胜决策,“附民”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而做出制胜的决策,则在于“诡道”,毕竟兵不厌诈。

我再次认为临武君的总结相当精要,可是荀子又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答道:不行!仁人用兵,乃是贯彻王道;而您的兵法,搞权谋算计,那是诸侯级别的用兵之道。权谋算计能够生效,那一定是因为对手上下离心离德,让您有可乘之机。可是如果对手上下一心,如尧舜之师,使诈无非是以卵击石,不讲武德。同理,如果我军上下一心,民心所向,对手使诈也同理无用。倘若民心不附,则军心不稳,而我军乃仁人之师,必是民心归附,这时就算对方将帅使诈,轮不到我们应对,自然有他们的人民来告知我们,戳穿他们的诡计。

所以,只要仁人被使用,国家一定会日渐光明,诸侯先顺服的就安心,后顺服的就会感到危机,想要和它作对则会被削弱,想要造反则一定灭亡!

这里荀子釜底抽薪,说明了为什么“仁者无敌”不惧诡道。那为什么仁者之师不能兵行诡道呢?因为所谓诡道,那就是不光明正大的方式,既然不光明正大,那么就没有办法守住仁,无法守住仁,就丧失了仁的护佑,上下离心离德。所以仁者之师不能行诡道,反而要行正道征服人心。这一点在思辨上行得通,但是真正放到实际中来,则未免显得有些过于理想主义。

在国际政治中,一直有理想和现实两条线贯穿其中,临武君走的是现实主义,荀子走的则是理想主义。我们总倾向于理想现实两手抓,可是事实上很多东西的本质就是矛盾的,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比如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就是典型的“诡道”,它有用却不仁,看似让民心归附,但其实却是通过树敌而不是兼容,我们该不该使用呢?作为一个决策者,常常要面临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论辩因时因地而变,是不会有终点的。

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竟然就这样被说服了,毕竟这是荀子自己的书嘛,肯定要着重宣扬自己的厉害。于是后文临武君认真请教了荀子的设兵之道、为将之道和王者之师的军制。

## 设兵之道

于是孝成王和临武君虚心请教荀子到底使用什么办法来管理军队。荀子说:大王是最重要的,将领所需要做的都是细枝末节。国君贤德则国政昌明,国政昌明国家就强。所以最高级的方法是推崇礼制,奖赏功劳;第二等方法则是提高工资、重视节操;最次的方法则是重视战功但是轻视礼节。

爱惜将士、爱惜民众、政令的施行有信用、民众齐心协力、奖赏够意思、刑罚够厉害、武器厉害、重视用兵、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上……做到这些就能变得强大。

所有这一切集中在一条之上 ,那就是“礼义教化”,这是荀子设兵之道的核心。以礼义来规范人的德行节操,这样就能打造王者之师。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做法之上,似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后面荀子再次说明了为什么推崇“势诈”不如推崇“仁义”,举例子说明那些善行兵诈之术的将领,最终都没有长久——“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这种方式君子是不会使用的。可是仁义之师也有失败的,荀子解释道这些是因为他们虽然触及了皮毛,但还没有登堂入世,所以只能称霸,不能王天下。当然这就开始有点诡辩了。

## 为将之道

接着向荀子询问为将之道。荀子说: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关键是:弃疑无过无悔。他尤其补充一句,一定成功是不可期的,做到无悔就很好了。后面是大段大段的排比说明具体应该怎么做,属于“荀子兵法”的核心要义:

首先是“六术”,也就是为将的六个面向: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简单来说就是走正道,政令要有威望; 赏罚要讲信用; 营寨仓库要坚实; 进则快,安则稳; 观察敌军,要隐蔽深入,参考核实各种消息; 决战的时候,要按照心里有数的方式行动。

其次是“五权”,也就是五个需要做对的关键选择,也是对于将领的提醒:无欲将而恶废,不要对于自己的下场考虑太多而不能顾全大局;无急胜而忘败,不要为了打赢而不顾一切;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对内严苛但是轻视外敌;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不要见小利就忘了考虑它的害处;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凡是考虑事情要三思,使用钱财的时候不要吝啬。

再接下来是“三至”,也就是三项最至上的原则: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处于危险的境地; 宁可被杀,也不能打必败的仗; 宁可被杀,也不能欺负百姓。在这三种情况下,将领是可以违反君主的号令的。这里其实也透露出了荀子观念中“礼义”在一些时候可以大于君王的命令。

最后是“五无圹”,也就是五种不懈怠**: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谋划不懈怠,做事不懈怠,对待官吏不懈怠,对待群众不懈怠,对待敌手也不懈怠。认真备战,从开始到最后都谨慎考虑,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

## 王者军制

最后请教荀子的是军队的制度。从将领到士兵,全部都要各司其职,为自己的责任效忠。做到“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也就是说首先是顺从命令,其次才是想着自己立功。这一点和法家的思想颇有不同,法家比较实用主义,用人头作为绩效,大家拼命为了业绩往前冲,而儒家的这种考核方式,显然属于比较温和,可以说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过荀子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第一线的兵卒未必能够看到大局,不知道将帅的用意,如果各行其是,则没了章法,坏了大事,所以“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冒进和逃跑是一样的罪过。

接下来荀子提醒,打仗打的是对方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平民百姓。一定要优待百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一样对待,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才能施“王道”,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最高的境界是:“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至此,荀子与临武君再赵孝成王面前的对话就告一段落。荀子再后面从三个角度论述了自己的”兵法“,但是其本质还是在于”隆礼义“,”施王道“,如果能做到占据意识形态的高点,那么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攻心为上,何为攻心?那就是用自己清明为民的政治来吸引民心的归附。

论语31 - 先进

11.1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把礼乐和人的出生分开来看了。这很有趣,人的出生可能是确定的,但是后天的努力却不一样。在孔子的观念里就已经认为只要能够优先学习礼乐,野人也是比君子更值得任用的了。这反映了一种平等观念。

其实孔子的有教无类和把王官学的内容带出王公贵族,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孔子的平等观念自然不能和现代平等观念相比,但是中国人性格中的那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或许就从孔子中来。

11.2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这一章需要结合《史记·孔子世家》来阅读:《史記·孔子世家》云:“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这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孔子困于陈蔡,指出的问题都一针见血,但是陈蔡的大夫不但不改,听说孔子要去楚国了,反而不让他走,围困住他,怕他被楚国请走。然后再回到这一章,孔子感叹当时孔子被困在陈蔡的时候的弟子,很多人都不在了。

11.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没什么可说的,孔子给弟子的分科。这么讨厌宰我,但孔子还是认为他能言善辩哈哈哈,莫名觉得可爱。

11.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

孔子感叹颜回对他没有帮助,因为他对老师很少提出质疑。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在夸赞颜回,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很善意的批评。全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质疑这件事情。

11.5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没有什么可说的。

11.6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摘录杨逢彬老师的注释:白圭詩,共四句,見於《詩經·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意思是白圭的污點還可以磨掉,我們言語中的污點卻無法去掉。大概南容是個謹慎的人,能做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被围困,颜回最后感到。孔子说:哎呀!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说:老师您还在,我哪里敢死!

这样更能衬托出颜回走的时候孔子的伤心!

11.7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11.8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11.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11.10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1.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这几章全部关乎孔子对颜回的感情。其中反映了孔子对于礼的思辨。颜回死了,孔子哭得很伤心,违背了礼,但是孔子根本无法克制自己的悲伤之情。不过,在颜回父亲请求孔子卖掉车为颜回做棺材的时候,孔子拒绝了,因为这违反了礼。

为什么在这里不同呢?礼在这里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前者是对于个人感情的约束,而后者是对宗法结构的约束。失声痛哭失了表面的礼,却满足了深层的感情;而葬礼的规格和形式却是对外彰显社会秩序,这一点是不能打破的,否则就是僭越。内心怎么痛苦哀伤都无伤大雅,但是对外一定要保持礼制。

11.12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来问鬼神,孔子回避了问题,人的事情还没搞不过来,怎么能服侍鬼神呢?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这似乎奠定了一种我们把鬼神和死亡放在角落,忽视而不正视的一种态度。我不好去评判这种态度的好坏,因为它同时带来的也是一种非常务实,活在当下的教导。

可是架不住人的好奇心还是十分的重,总是变着法地讲鬼故事和神话故事,可见儒家文人士大夫的规训和民间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我在阅读《中国在梁庄》之前从来不知道中国农村信教的这么多。

11.13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闵子站在孔子身边,恭敬正直,“訚訚如”这个词也在《乡党》里形容过孔子。冉有、子贡,温和快乐,唯独子路,表现得十分刚强。孔子笑道:像仲由这样的,怕是不得好死哟!

结果一语成谶……

11.14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鲁人翻修长府金库,闵子骞说:好好的修他干嘛?孔子评价道:这学生平时不说话,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

仍旧贯,不劳民伤财,多好啊!不过实际上也两说,这种大型工程也能提供就业,属于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吧~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孔子奚落子路,说你这琴谈得又不好,何必到这来卖弄?门人因此就不尊敬子路了。孔子出来打圆场说:仲由已经不错啦,只是境界还不够高。那言下之义就是:你们这些小子就别着急站队了!孔子对待仲由很耿直,但也会维护他。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11.16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欤)?”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两个人哪个更贤,孔子认为一个人过头了,另一个人还不够,如果非要比一个高下,孔子不认为过头的那个更强,过犹不及。

这里反映了孔子观念里的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而是执中道,做到及且不过,我们现在日常理解的中庸有点过于消极了。

11.17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