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一个时刻起，“女权”被贴上了非常负面的标签，一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看起来更加温和的表述——“女性主义”。然而我认为这个表述放弃了属于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从文字上看Feminism其实更接近于“女性主义”，因为Femin-ism的Femin代表“女（性）的”，ism代表主义，看起来实际上是比“女权主义”更贴合词源的翻译。因为Feminism的单词里并没有包含“权利”的意涵。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反对讨论性别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何为本质主义？我认为“性”就是本质主义，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性”，物体具有的“惯性”，以及“人性”，“兽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给我们讨论的客体做本质主义的定义：它们具有这种“性”，那么它们要不然本来如此（实然），要不然本该如此（应然）。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的时候，是先对人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也就是说作为人，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条边界被突破了，所以他没有人性。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女性”（和男性）。激进如女权主义者Catharine A.MacKinnon主张“女性”完全是社会的建构，是因为现有了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于是才有了被统治（或服从于统治）的女性。所有我们给“女性”下的定义，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男性所下的定义。最近在我家寄养了一只母狗，我常常想的一句话是：她一点也不像个小姑娘啊！这里，我将社会对我进行的性别建构投射到了狗的身上，我希望从狗的身上找到社会为我建构的“女性特征”——比如温柔，体贴，安静等等。而我家的公猫，就“应该”调皮，莽撞，饭量大，有活力等等。

或许没有MacKinnon这样激进，Beauvoir虽然不否认不同性别见的生理区别，但是她认为性别不是完全由生理特征建构的，而包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非本质的特征所构成的整体所建构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女权主义思想的反对在Feminism的运动中定义女性。而我认为当使用“女性”这个词来翻译“Feminism”的时候，无疑是从本质主义出发的，这就放弃了女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重要阵地。

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们很难不轻易联系到这是“女性”的主义，从而直接从我们所建构的形象出发来理解这项运动——这是那些拥有某种性征的人的运动，而你不拥有这样的性征，你掺和什么呢？或者，同性恋者，跨性别者，Ta们能参与“女性”主义的运动之中吗？好像我们下意识首先就在个体和“女性”这个拥有本质主义意涵的概念之间做出某种指认。

甚至，极端地说，放弃“女权主义”使用“女性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女权运动的一大挫败，本身就是身处优势/统治阶级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打压。如果说名不正而言不顺，那么我认为女权主义者采取“女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那么“女权”主义呢？它就一定更好吗？既然不要定义性别，我们能不能就说“平权主义”呢？

恐怕不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人常常是失声的，被忽略的，Ta们本身就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他们本来就不可见。当我们采用看似兼容并包的“平权主义”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说，谁也没有被包含到这个旗帜之下。这看起来更像是处于优势阶级者的一种自保。

个中原因综合下来，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个好的翻译，它确实有女，这可能带来本质主义的视角，但是它紧接着就放了一个“权”字在后面，把这项事业的目标和核心作为重心摆在了语词之中，它一定程度上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包含在其中，让人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

只是“权利”被有心人解读为“权力”，虽然这两点都不是统治压迫阶级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后者更不可接受，所以很自然地被冠上了极端/激进的标签，然后被搞黄搞臭，搞到只能被弃若鄙履——“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平权主义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

我是女权主义者。

（以上观点启发自Manon Garcia的«On ne nait pas soumise, on le devient»）

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政府应该小小的，少收税，少管事，只做最基本的支持，比如治安和国防，剩下来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手”。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政府大大的，收很多税，多管事，劫富济贫。我们把这第二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福利国家”不可持续，这种思潮大力推广小政府的理念，典型的案例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常把他们挂在口中的人。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Christopher Howard的说法，这种作为“福利国家”之反面的小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国家，他称之为“隐形福利国家”。只是和“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不同，这种隐形福利国家的福利更多给到了富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打着公平之名成为富人敛财的工具。

一个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它需要减少税收，减少税收意味着减少了财政的收入，那么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条件下，政府想要维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减少财政开支，要么是另谋财源。

如果政府减少财政开支，那么大概率是减少公共服务，或者降低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重，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比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意味着，企业和富人在税收上的减免其实来自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

那么如果政府想在不增加企业税收的情况下另谋财源，那就只能提升现有税收框架下的收税年限和税基——鉴于企业交的税少，那么只能是个人交的税变多。如果我们不希望人们每月交税的数额增加，那就只能延长其交税年限（退休金改革），并且让更多的人进入交税的范畴（也就是让更多收入本身不高的人也交税）。不管怎样，受影响最大的都是普通劳动阶级。

“看不见的手”不会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信奉小政府政策的人或许会认为社会公平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状态，因而也根本不值得追求；又或者他们自我说服这样的有贫有富各思其职的社会秩序恰恰就是正义的。但是不论怎样，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调控，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一只“看得见的拳头”。

# 物价上涨与薪水上涨

长时间以来，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物价上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物价上涨之后，薪水也会跟着上涨。在最近IMF的一项报告中，研究人员研究了历史上22次通货膨胀的情况，证明薪水和物价并不挂钩，即便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也并不长久。事实上，虽然薪水的增加让名义购买力增加，但是实际购买力却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中物价上涨的速度。

同时，这份研究也表明，快速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与限制通胀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 布鲁诺·拉图尔

当我们考虑一个“客体”或者一个“物件”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作为“主体”的我们和它的关系与互动。主体，客体和两者的关系一同构成一个网络。脱开主体来单独讨论客体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所讨论的地球或者自然，其实只包括我们能够开发、探索、研究到的地层，超出其以外的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也就不在“盖娅”之内。而当我们讨论“盖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考虑人类自己，而应该把所有的生物都纳入进来——因此，在讨论“社会阶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地理社会阶层”。

# 弃剧十条

• 追剧如磕药
• 年代设定越来越雷同
• 故事情节新瓶装旧酒
• 越来越多的心灵鸡汤
• 烂剧太多，但是不忍放弃
• 好剧太多，需要追的时间太长
• 回避现实生活，躲进虚构的世界里
• 人物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难通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来进行自我完善
• 拯救电影院
• 不如读书吧！

# 阿尔兹海默症告别式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来说，家庭成员往往要经历三重告别，首先是告别与病患原来的关系，其次是告别病患原来的家庭角色，最终是告别病患的正常生活。

面对无可挽回的病情恶化，我们或许可以在心中提前为病患举行一次葬礼，要知道我们认识的这位家庭成员已经不再是原来的Ta了，Ta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病患的照料，弃之于不顾，而是摆正心态来面对Ta，不再带有“多余”的情感，而是以尽量专业的态度来陪伴Ta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 重新思考性同意

针对性行为，（法国）法律遵循一种“同意推定”，即如果一方没有表示拒绝，那么就视为同，而同意的性行为则不算性侵。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常常是双方口说无凭，同意或不同意的认定标准也很难界定。毕竟还有很多男性认为“嘴上说不要，心里却很诚实”，虽然“嘴上说不要”已经是实打实的否定了。

即便是女方“同意”的性行为，其中也可能有诸多苦衷。比如她同意可能是避免自己的伴侣过度纠缠，避免之后可能的争吵，或者甚至是为了避免可能遭受的暴力或冷暴力。这种“同意”，法律常常管不到，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其中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父权制”的社会形态。“同意”的概念意味着，有提出要求的一方，有选择接受或拒绝要求的一方，而父权制带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性需要的一方是男方，而女性必须以“同意”与否来做出回应。主动提出性需求的男性被认为是“正常”，反之，主动提出性需求的女性则会被“荡妇羞辱”。

法律规定的是底线，但是我们必须要往更高的高度看（在法国社会的背景下）。同意与否之外，我们更需要沟通。同意与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我们要做，做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这样的方式我喜欢，这样的方式我不喜欢，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们要转换“同意”的被动性和瞬时性，把同意延长到两人的“情话”当中，不断地确认，在平等的状态下让双方同时享受高质量的体验。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许可，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情欲。

要知道欲望不仅仅是事先产生的，很多时候也是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 重新思考我们和物品的关系

我总是喜欢新东西，无法忍受一件物品的陈旧，一旦它有点故障，或者不再“新”了，我就会想把它换掉。这或许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带给我们的一种观念，什么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维修或忍受。

这种想法可能会从物转到和人的关系身上，当和一个朋友或恋人产生了隔阂，我们就想放弃关系，重新找一个朋友，或者重新开始一段恋情。好像友谊和爱情也像网店里的链接，常点常新。

这种想法也可能从个人转移到群体和社会上，一栋房子旧了，我们把它炸掉重建，一座桥旧了我们把它拆了重建。而翻新，改造，修整却让人觉得厌恶。英语里有一个说法叫Get my hands dirty，指着手去干什么事，而我认为我体会到的这份厌恶的情绪，就是对dirty的厌恶。旧的就是脏的，旧的就应该被清除，一切都应该是新的。

也许，这种想法最终也会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无法接受自己在老去，无法接受自己的陈旧，永远想要年轻，永远想要追逐最新的时尚，最新的潮流，生怕被落下。

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一辆列车，而我们不在车上，我们在车的后面拔足狂奔。

那么，谁在车上呢？

# 工人阶级与右派

左派常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从理论根源上来说是这样的，左派思想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主义，而站在资本家对立面的就是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那么左派代表工人阶级理所应当。但事实上问题要稍微复杂一些。

工人阶级可以大体分为城市工人和乡村工人，城市工人阶级确实大量被左派代表，他们看到了资本家奢华的生活，联系到自己不堪的处境，明显地感受到被剥削。但是乡村的工人阶级却不同。

几次大选结果表明，法国乡村的选票大量流向极右政党，这使得左派政客叫苦不迭，说自己的阵营失去了这部分自己的选明。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失去，而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

在乡村里，工人的身份以外，他们还是乡里乡亲，还是家里的父亲或者孩子。在父权制家庭传统的系统之下，工作的价值是被强调的，一个（男）人不工作会被同乡人看不起，一个（男）人不但不工作，而且还领失业补助，那么就更丢人了。所以，左派增加失业补助金之类的政策是无法打动这部分选民的。

相反，他们由于生活空间相对闭塞，对于外界的变化接受程度更低，对移民和全球化等议题的态度相对保守，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的选民。

这再次说明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分析工具，只从阶级一个方面来看待问题，可能会错失焦点。

# 该不该抵制卡塔尔世界杯

原因：劳工权益，性少数群体权益，环境危害

康德：该。关注本身就是在支持卡塔尔，支持它侵犯人权的行径，所以必须抵制。可是我一个人抵制有用吗？这不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只需要面对我的良心。

休谟：该，但是我不相信康德的理性。我认为人不具备理性，而应该相信感性。当我想到这些工人在严酷的环境下死去，当我想到性少数群体在卡塔尔会受到系统性的歧视，当我想到这样的比赛会排放多少CO2，加剧气候恶化的步伐，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厌恶，这种厌恶的情绪会让我选择不看比赛。……可是看比赛时候产生的激情也是我的感性使然，而如果这份期待和激情压过了我之前的厌恶情绪呢？

边沁：不该。我追求的是所有人的最大善，所以当我看到卡塔尔在压迫劳工，伤害性少数群体，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会抵制，因为它违背了善的目标，这样的行为只会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伤痛，我坚决反对！但是，事情已经如此了，成本已经沉没了，抵制它无法改变过去的事实，而反而会使得这些场馆发挥不到它本来的作用，让运动员得不到他们本应拥有的关注，让观众无法在比赛中体验快乐，反而让他们纠结、痛苦，这无疑为人类再一次增加一次伤痛，更加背离了我的目标！

Ruwen Ogien：不该。我信奉“最小道德”，在我心中最小道德就是：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在家里看电视直播一场比赛，我实在是想不到它会伤害到谁？我不大喊大叫不影响邻居还不行吗？为什么要抵制呢？

康德：你给我站住……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做，都选择在这样的恶行面前噤声，那么所有独裁者都可以为所欲为，所有强权都可以压迫弱者，这真的是一个你向往的道德良善的社会吗？

# 梅洛尼与切斯特顿

刚刚赢得意大利议会选举的极右翼党魁梅洛尼在她的胜选宣言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不久之后，我们要点起火焰来见证二加二等于四，我们要拔出佩剑来证明夏天的树叶是绿色的……”

• 传统价值的守护者
• 尊重民主，但认为法国大革命背叛了其出发点。
• 对现代的新理念抱有怀疑。结合梅洛尼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到摒弃了女性的传统价值，摒弃了母爱的伟大。
• 虽然他批评希特勒，但是在见穆索里尼的时候支持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对于法西斯主义抱有好奇心理，而不是坚决反对。

# 弗洛伊德论幽默

幽默是让人人自由的情绪。不同于精神病或者疯癫，面对人生的难，幽默不退缩，而是勇敢面对，但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幽默展现了自我的无所畏惧。

霍布斯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态的假设，那就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是因为好战而互相争斗，而是因为恐惧，恐惧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人类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而成立了国家，即给一个权力机器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所有人都服从于它。这个机器足够强大，使得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敌得过它，那么只要有一个人伤害了别人，权力机器就会倾轧他。由于这份对权力的敬畏，人和人之间得以和平相处。

霍布斯所假设的悲观情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不妨将他视为一种思想实验。这是一种由人性之贪婪与卑劣出发，而构建国家概念的思想实验。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利维坦式国家”。

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对国家的想象。在这样一个原始状态中，每个人都首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每一个个体的力量都是十分薄弱的，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联合成为群体，共同打猎，共同采集，有食物共同分享，有危险共同担当。“共同”这个词背后的概念就是社会契约，即我们达成了某种事前的约定。如果你埋伏我引诱猎物，那么打到猎物之后我们共同分享。这是一个来自个体之间约定，而对于违约者，共同体则要惩罚他。

这是卢梭对于国家诞生的一种假设，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契约式国家”。

利维坦式国家的产生是因为对失去的恐惧，契约式国家的产生是对收获的向往。

利维坦式的国家里也有契约。那是每个人和这个权力机器的契约：你保我平安富足，我交出我的自由。我可以为了幸福，牺牲自由，牺牲权利，甚至牺牲别人。我可以遭受压迫，只要我能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毕竟这样比“所有人和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要好。

契约式的国家也有暴力。这个国家中的人也把实施暴力的权力交给了国家机器，但是国家机器必须依照个体和个体之间达成的契约而行动，它没有合法的权力压迫任何个体。这份契约来自于每个参与合作的个人，也由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来守护，暴力只惩戒违规者。而同时，暴力本身也受到契约的约束，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应该使用怎样的暴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极端的暴力无法或可以得以使用。一切都在契约，也可称作法律，的规范之下。

在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时候，利维坦是无形的，没有人愿意放弃它的保护，而让自己所收获的东西遭受掠夺。虽然不同的人获益多少不同，但是多少都在获益，不公平的念头也会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冲淡——直到，这份增长走到尽头的时候。

不，是这份增长对于某一些人走到尽头，而却在另一些人那速度加倍的时候，这份个体与国家签订的契约就开始遭受挑战了。起初，他们不满，但是国家机器拥有所有暴力，它可以压制这些人。而利维坦对于个体的倾轧，就是这份合约彻底撕毁的时候——我的安全和稳定没有了。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选择留在这份契约里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亚于在“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下所会经历的恐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退出这份契约。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退出，社会的混乱程度就会增加，而影响到更多既得利益者，那么国家机器只能继续倾轧这些不满的人……而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拥有的暴力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某一个程度消耗殆尽，人和人回到个体之间的战争状态之中。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而同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一个契约式的国家，那么意味着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契约需要修订。因为在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不满另一些人得到的更多，所以收获更多的人需要从自己的收获里拿出更多来维护这一份契约。这个时候这份契约的稳定性也遭受到挑战，因为对于未来的向往在破灭——因为前景凄凉，我们的合作并不能使我得到更多，反而我加入这份契约，要失去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不退出这份契约？

所以，当经济下行，这两种国家建构的形式都面临挑战。利维坦式国家走向极权，契约式国家则走向无政府。但是，最终契约式的国家还是能够找到出路的，因为出路就来自于其形式本身，那就是商量，重新签订契约。而利维坦式的国家却很难找到出路，除非国家机器开始沟通，进入一种可被制衡的契约状态。

如果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和契约式的国家发生战争，利维坦式的国家势必是更难动员力量的，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因为，利维坦式国家的基本假设是：你保我平安，我给你其他。而当我要赌上自己性命的时候，那么我必须要衡量自己这样值不值的——我已经交出了自由，还要交出自己的稳定生活吗？这不是我仅仅拥有的一切了吗？不，国家，我把所有的暴力授予了你，你应该保护我，而不是我保护你。

而契约式的国家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在其中有一份力，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挂在这个共同体的存亡之上，为了保有自由，为了不进入一个利维坦式的恐怖循环之中，他们更愿意拿起手中的武器。

以上都只是一些推理，基于两种不同的国家构建形式，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利维坦式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契约式的。这两种形式之间也可能形成微妙的互动，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之下，一个契约式的国家可能因为军事动员授予了过多的权力给军方而蜕变成利维坦式的恶兽；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也可能恰恰相反，用给予民众更多权力和自由的方式来唤起他们参与保家卫国的热情。

关键问题还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并且准备好为此付出什么。不过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付出的是努力，而不是代价。